“以正史为主，以野史为辅，这才是历史的正确打开方式！”这句观点引发了热议。11月11日，媒体报道了四川江口明末战争遗址附近再次发现的大量张献忠江口沉银文物，特别是百子铳的发现，进一步验证了顺治年间江口之战的真实性。
正史中的资料有限，尤其是关于张献忠的记录，因其涉及的战争等多种因素，史料不多。而他的历史却在野史中被赋予了丰富的内容，江口沉银的记载便存在于不少野史之中。11月16日，四川考古部门公开了相关发现，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话题的讨论，一些“野史爱好者”甚至认为野史比正史更为可靠。那么，究竟这种看法是否成立呢？
在11月11日的考古发现中，考古队再次在江口水域发现大量文物，经多日仔细挖掘，超过一万件兵器、古币、金印等文物相继出土。这一重大发现不仅在考古学界引发了广泛关注，也因媒体的报道成为了社会热议的话题。从新闻的阅读量来看，民众对明朝文物的兴趣可见一斑。许多朋友也开始通过互联网渠道关注相关信息。
展开剩余78%此次公布的文物中，包括张献忠的税银、烧熔的金属物、明朝藩王的金印，以及一些显得陈旧的银子。看到这些实物，很多人无不感到震撼。然而，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官方公布的文物图片中，有一把锈迹斑斑且不易辨认的百子铳。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在江口沉银的打捞过程中发现这种武器。通过历史对比，百子铳无疑是明朝的标志性武器之一。事实上，明朝中后期，火器已经广泛装备军队，像戚家军就是火器部队的先驱之一，火器的贡献可谓功不可没。相比之下，清朝则忽视了火器的使用。因此，百子铳的出现，再次验证了顺治三年江口水战的历史真实性。
顺治三年，张献忠在清廷和南明两方的夹击下，在四川已经生存艰难。经过一番商议后，他决定将金银财宝和主力部队转移到南方偏远地区。然而，张献忠的计划提前被南明察觉，明朝将领杨展在江口至岷江的狭长水域设下埋伏，成功发起了突袭，致使张献忠遭遇惨败。在仓促逃亡中，张献忠的大量金银财宝被打沉江口，消失于岷江之中。
在清朝的正史中，江口沉银的事件几乎没有详细记载。相反，明朝的野史，甚至一些清初的民间童谣，却对这一事件进行了生动的描述。2015年，我国官方确认了江口为张献忠江口沉银遗址，而今年11月11日的发现更是让许多人开始质疑：野史是否比正史更可信呢？
野史确实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尤其在古代信息闭塞的背景下，正史由于时间、资料缺失等多种因素，难免会有遗漏或不完整之处。相比之下，野史往往记录了更多民间的口耳相传，且其信息来源较为广泛。然而，野史的写作方式缺乏正史的严谨性，常常依赖民间的传说、文人的访谈，甚至是想象，因此难免掺杂个人的主观猜测或艺术加工。在某些情况下，野史的内容充满了戏剧性和夸张成分，许多“轶事”往往是为了吸引读者而特别渲染的。
以江口沉银事件为例，民间对这一宝藏事件的多次打捞和相关故事，往往令这一事件充满神秘色彩。许多传说讲述了张献忠为了避免金银财宝被敌人抢夺，命令手下将所有财富投江沉没；也有说法认为，在激烈的战斗中，金银被炮火击中，随着船只沉入江底。然而，如果仅凭这些野史的说法来推断历史，我们很可能会得出错误结论，甚至误导历史的正确理解。
对于古代正史来说，受制于统治阶级的需要，历史往往经过加工与修饰，甚至存在掩盖某些不利事件的情况。例如，《清史稿》对“扬州十日”的记载就有不少偏差，幸存者的笔记、民间传说等“野史”才揭露了更多血腥的历史真相。西安交大汪启明教授提出的观点值得深思：野史对历史的贡献毋庸置疑，但正确的历史探究方式应当是将野史与正史结合起来，相互印证，并与其他文献资料对照，才能全面、准确地揭示历史的真相。
以张献忠江口沉银的事件为例，野史中对这一事件有不同的版本，其中有说张献忠为了防止被击败后财宝落入敌手，故命令将宝藏沉入江底；也有说法认为，宝藏被战斗中的炮火击中并随之沉入江中。在研究历史时，结合正史与这些不同的野史版本进行交叉验证，无疑能帮助我们更好地揭示事件的真相。
11月16日，四川江口的考古发现再次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这一事件让人们再次审视野史与正史之间的关系。不可否认，野史在历史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但如果仅凭野史得出结论，认为它比正史更可信，显然是一种过于片面的看法。我们应当认识到，野史中的很多资料可能是为了吸引眼球而进行艺术加工的虚构故事，而正确的历史挖掘方法应是正史与野史互为补充、交替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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